上述日语法学不同流派的基本研究对象观和核心范畴选择偏好，都直接影响了20世纪上半叶的汉语法学，以致后者与前者的学派结构高度近似。

2022年5月4日一稿 2022年5月15日二稿 2022年 9月10日基于二稿定稿 特别致谢：拙作初稿2022年5月4日完成后征求过马小红教授、杨明宇博士、张振华博士和后仪忠先生等的批评建议，感谢她（他）们的宝贵建议。威格摩尔的分类标准不一，概括性比较差。

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他讲的‘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实质上是等级社会的均衡和谐，均衡就是要相互制约，相互制约才可能和谐。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文明经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经过一百多年西方近代文明的冲击和主动吸收，中华古文明得以新生，形成了中华现代社会主义新文明。然而，孙中山将中国革命分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阶段，并不是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孙中山的训政阶段思想深受儒家传统影响。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易经》中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在儒家和世人看来，武王伐纣是道义性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方面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条）、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序言），另一方面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第五条）、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第十三条）、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三十三条）。

中华民族近代以来18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100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40] 柯华庆：《党导立宪制及其合理性》，载于《治理研究》2018年第3期。人性果系完全为善，无政府早就实现，何用法律？道德以人类的善根性为出发点，人性果完全为恶，严刑峻法早就成功，何用道德？惟因人性善恶两存，因而法律、道德并用。政治是由一个国家中各种势力强弱所决定的，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各种制度主要是政治力量分布的反映，各个不同学派的理论是社会中不同群体或者国家愿望的表达，符合整个时代发展方向的理论将胜出而成为主流理论。

第四，法律和道德同是有制裁的规范。《春秋·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下,《公羊传》解释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早在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第一部新民主主义国家性质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社会主义法治的变革性或者动态性是资本主义法治中不可能有的。继而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党的全面领导确立之后，党自身的治理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也就前所未有地提出来了。

所以将中华旧文明产生的法系称为中华旧法系，而将自1902年法制变革开始逐步形成的法系称为中华新法系，旨在强调中华文明和中华法系的传承而非断裂。2020年11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标志着中华新法系的初步形成。第八条 廉洁齐家，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党导法规和党内法规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法规。

[47] 司马迁：《史记·文白对照表》第二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966-968页。七、个人崇拜是新中华法系的最大威胁。

另一方面，生命体是同一的，如果一个生命体变成了另一个生命体那么就不是新陈代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如果瓜变成了豆，那就是突变。中华新法系与中华旧法系是同一个基因，中华旧法系被根本上否定也就意味着中华法系的基因被否定。

[46] 司马迁：《史记·文白对照版》第一册，商务印书馆，2019年。中华旧法系的儒家道德至上被中华新法系的共产主义道德替代，君子必须遵守的礼被党员必须遵守的党内法规替代，庶民必须遵守的法和刑被全体国民必须遵守的国家法律替代。不过此种目的，儒家归于致王道之理，已因世代进展而难拘守，则惟有在法学上另求所宗矣。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党规之所以应该先于国法和严于国法是为了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党的地位。资本主义法治将所有主体都假定为坏人，没有具有德性的领导党，所以是平房结构。

在日本曾经GDP长期排名世界第二、亚洲四小龙的GDP排名也不俗、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突飞猛进的背景下，有些学者可能在中华法系已经解体的认知之下又觉得中华旧法系的某些特征在东亚文明圈还有影响，于是提出了东亚法系的新概念。2020年开始，党内规范性文件已经被党的规范性文件所替代，再一次说明了党中央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99]道德与法律并非永恒不变，不同政治经济社会下的道德和法律有别。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都只是强调中国主体性，中华马克思主义不仅仅强调主体性，而且强调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吸收和传承，中华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重要的吸收是儒家重视德治的传统。

有代表性的有薛祀光、李次山、程树德、陈顾远、杨鸿烈、居正等等。先秦法家是主权在君的主张者，先秦儒家则主张主权在天[81]。

与之相比，今日现行的其他法律体系只不过是孩童般而已。汉武帝之后到明清，中国古代法律可说全为儒家的伦理思想和礼教所支配。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首次设想了一个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被称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是自我革新的党，党内法规必须具有灵活性，立法程序不能太复杂，否则就会有损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和自我革新的品格。

因此，中华新法系赋予中国共产党更多权力的同时也赋予其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而非特权。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

梁启超早在1904年发表的《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提出，近世法学者称世界四法系，而吾国与居其一焉，其余诸法系，或发生蚤于我，而久已中绝。法治同样需要回到现实的道德性，现实中的人与人的道德层次是不同的，不能像中国先秦法家和西方资本主义法治理论家一样主张所有的人都遵循同样的法律。

[121] 《礼记》，胡平生 张萌 译注，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319-322页。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

然而，儒家思想所蕴含的道德至上和礼法并重的二元法治结构是中华法系的基因，在中华新法系中表现为中华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的道德至上和党规国法一体化。于是，秦帝国仅仅十五年就灭亡了。2.2王霸大一统政治与礼法并重 中华文明是大一统政治文明，尽管中国历史上也有分裂的时期，但统一是常态，分裂是变态，分裂时期人们所追求的仍然是统一，可以说，大一统是中华文明的基因。[17] 1.3 新中国法律学人对中华旧法系特征的总结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法制建设一度停滞，法治思维也一度缺失。

邓小平的说法比较直白：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45] 《十三经注疏》第15册《礼记（四）》，阮元校刻，方向东点校，中华书局，第2841页。

[59] 希罗多德：《历史》，徐松岩译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42-345页。中共中央2001年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2019年印发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及2015年，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印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动方案》，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公民层面总结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孟子的人性观是向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孟子·告子章句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如果中国共产党领导立法之后严格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实现下一次的领导立法，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始终处于领导地位。